保育類野生動物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可刑罰性研究

本文是以行為人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獵捕行為作為討論對象,先以生物多樣性為中心,探討生物多樣性之意義、作用與功能以及快速流失之原因,再探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之間具有的互動關係,並說明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減少為何會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樣性。生態系是屬於自然科學裡中性的概念,生態系對於人類而言有何利益,人類的價值觀中對於生態系抱持怎樣的態度,則需要將生態系透過保育倫理學之觀點轉換為人類的主觀想法,以人類價值觀所創設出的環境倫理說明生態系對人類的價值。然而,並非所有人類的利益均受到刑法的保護,因此,生態系是不是一個必要重大的生活利益,進而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必須加以證明。另外,該利益侵害是否具有特殊性而與一般固有的利益侵害模式不同,是必須思考之處。法事實的研究是入罪化時的重要社會基礎,必須一併考量。處理完保護法益之問題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若欲加以入罪,其他必要去處理的問題,包含因果關係、故意以及保育手段之選擇等。研究之結果,是希望能夠證立保育類野生動物與人類的利益之間的關係,並藉由刑法處罰行為人之獵捕行為,達到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以及人類生態利益之目的,進而確認對於行為人的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施以刑罰之正當性。

保育類野生動物管理法律問題之研究

保育野生動物之重要性,不只是在維持生態平衡,更因 GATT/WTO及 CITES 均有涉及環保之貿易制裁條款,對以外銷為導向之我國而言,其重 要性更不可言喻。  保育類野生動物以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為依據,名 錄是空白刑法(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補充規範,惟現行名錄未能將CITES 附錄二物種全數列入、以高分類階列名、區分「國內部分」及「國外部分 」、將人工養殖物種全數列入,均造成管理上之困擾。  CITES 並未對 締約國境內人工養殖問題直接規範,野生動物保育法較CITES 嚴苛之規定 ,或出於決策者或立法者對 CITES 之精神有所誤解。禁止人工養殖,有 違法理,宜適度開放,以解決實際問題。  禁止買賣犀牛角之命令,是 在國際壓力下依CITES 第六次大會決議而為,但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之第 九次大會,已決議撤銷第六次大會決議。我國因政經社文與先進國家有落 差,管理野生動物產製品之政策,比照國際保育標準即可,以免因禁令無 法落實反成為被指責或貿易制裁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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