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保育法

中部四縣市國小教師對於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法的認知與態度

近來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法的相關新聞事件頻傳,可見這兩項與動物有關的法令未深入國人的生活中。本研究目的是想要探討中部四縣市國小教師對於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法具備的認知程度與態度傾向。以分層隨機取樣法的比例分層抽樣抽取臺中縣25所、臺中市10所、彰化縣26所以及南投縣23所,總計84所學校共620位國小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為460份。研究結果發現:(一)約六成五國小教師對於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具較高認知程度,約有一成六認知程度較差。(二)國小教師對於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法的態度傾向正向積極。(三)國小教師的畢業科系、任教別、參與生態保育研習情形,對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認知有顯著影響。(四)國小教師的出生年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參與生態保育研習情形、以及飼養寵物經驗顯著影響其對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的態度。(五)國小教師對於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法的認知程度與態度成正相關,且其態度受到認知的影響。因此建議:政府機關應善用大眾媒體,印製宣導手冊,提高法令宣導效益;教育行政單位應建立動物保護資訊平臺,分享網路資源;國小教師應多參與生態保育研習,並且多關心野生動物保育和動物保護訊息。

我國珍稀野生動物保育政策之研究-以雉科(雉亞科)鳥類為例

各種野生動物在生態系中扮演各自角色,不同角色間環環相扣,甚至有許多物種間是共生互依關係,這種交錯複雜的生命網,形成地球穩定生態系。但穩定的生態系統卻因人類開發遭破壞,面臨瓦解危機,其實野生動物生存危機亦是人類生存危機。即使只為了上述自然界價值之利己理由,也須負起保育野生動物責任,維持自然界多樣性與和諧。 我國雖然非華盛頓公約締約成員國,但為順應國際保育思潮,也因應貿易制裁壓力,並與世界保育標準接軌,於民國七十八年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而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受美國及國際野生動物保育團體,以部分條文違反或未達「華盛頓公約」精神為由施壓,當時面臨貿易制裁而修法,共計五章五十七條,惟政府部門卻無前瞻性之保育對策,絕大多數法條均採納國內保育團體意見,讓現行作法似乎僅處於「消極嚴禁」而無「積極交流」之狀態,令該領域相關專業人士認定,其為全世界最嚴苛之野生動物保育法;雖重罰獵捕、買賣及宰殺等行為之措施,短期內可減緩珍稀野生動物遽減,但部分物種受限於自然環境改變而復育不易,稀有物種長期仍面臨絕種危機。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可刑罰性研究

本文是以行為人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獵捕行為作為討論對象,先以生物多樣性為中心,探討生物多樣性之意義、作用與功能以及快速流失之原因,再探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之間具有的互動關係,並說明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減少為何會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樣性。生態系是屬於自然科學裡中性的概念,生態系對於人類而言有何利益,人類的價值觀中對於生態系抱持怎樣的態度,則需要將生態系透過保育倫理學之觀點轉換為人類的主觀想法,以人類價值觀所創設出的環境倫理說明生態系對人類的價值。然而,並非所有人類的利益均受到刑法的保護,因此,生態系是不是一個必要重大的生活利益,進而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必須加以證明。另外,該利益侵害是否具有特殊性而與一般固有的利益侵害模式不同,是必須思考之處。法事實的研究是入罪化時的重要社會基礎,必須一併考量。處理完保護法益之問題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若欲加以入罪,其他必要去處理的問題,包含因果關係、故意以及保育手段之選擇等。研究之結果,是希望能夠證立保育類野生動物與人類的利益之間的關係,並藉由刑法處罰行為人之獵捕行為,達到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以及人類生態利益之目的,進而確認對於行為人的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施以刑罰之正當性。

保育類野生動物管理法律問題之研究

保育野生動物之重要性,不只是在維持生態平衡,更因 GATT/WTO及 CITES 均有涉及環保之貿易制裁條款,對以外銷為導向之我國而言,其重 要性更不可言喻。  保育類野生動物以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為依據,名 錄是空白刑法(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補充規範,惟現行名錄未能將CITES 附錄二物種全數列入、以高分類階列名、區分「國內部分」及「國外部分 」、將人工養殖物種全數列入,均造成管理上之困擾。  CITES 並未對 締約國境內人工養殖問題直接規範,野生動物保育法較CITES 嚴苛之規定 ,或出於決策者或立法者對 CITES 之精神有所誤解。禁止人工養殖,有 違法理,宜適度開放,以解決實際問題。  禁止買賣犀牛角之命令,是 在國際壓力下依CITES 第六次大會決議而為,但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之第 九次大會,已決議撤銷第六次大會決議。我國因政經社文與先進國家有落 差,管理野生動物產製品之政策,比照國際保育標準即可,以免因禁令無 法落實反成為被指責或貿易制裁之對象。

論市場機制於野生動物保育規範上之運用

我國素來在國際社會上有著危害野生動物的惡名,近年來更由於宰殺老虎 與進口犀牛角事件遭國外保育團體於國際媒體上披露,不僅使我國的名聲 跌入谷底,更使得美國引用培利修正案對我國施行貿易制裁,最近我國之 所以遭受空前的壓力乃在於國際上保護野生動物觀念的改變,在過去國際 保育運動焦點集中在保育地的建立與防止保育類動物遭盜獵及濫殺,後來 執行成果不彰,經檢討結果發現,不管在保育地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只 要市場需求仍在,盜獵也就無法遏止,於是國際保育活動開始積極介入野 生動物的貿易,企圖藉由貿易的控管而消滅或控制消費野生動物的市場, 遏止保育地盜獵的歪風,此即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以下簡稱CITES)產生之背景。而在國際間紛起訂立保 育公約,以貿易管制手段進行保育活動之際,為了防止各國假借保育之名 ,濫行貿易保護之實,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以下簡稱GATT)對於因保育而發動貿易制裁之相關限 制規定,亦因此而產生。

從國際公約論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之法制與實踐

野生動物保育法,是我國自然保育史上重要里程碑,可說是我國第一個以保育野生動物為目的之法律,然而真正能夠嫻熟法律規範內容者少,更遑論了解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國際保育工作之關聯性。世界宛如一個地球村,全球的保育工作有其整體性,因此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育工作必須要與國際接軌,才能真正達到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之目的。此即本文研究之動機。 而為了能夠全面的了解野生動物保育法,本文研究方法是從野生動物保育之必要、立法繼受制訂、新思維的檢視,以及司法實踐問題探討等一系列縱觀角度加以研究。 第二章野生動保育之必要,提出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生產者…等循環不息的系統,組成了地球上錯綜複雜的生命之網,任何生物都與自然環境緊密結合,無法單獨生存。因此,不論是從自然界價值的利己觀點出發,或是基於尊重生命的人文關懷,保育野生動物都是人類必要的義務與責任。 第三章華盛頓公約國際立法與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繼受制訂,除了分別介紹華盛頓公約制定緣由、基本信念、運作方式、會員國之義務等,並就我國與美、日等國內國執行公約之實踐情形加以概述。此外,更進一步從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制規劃之歷史、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規範制訂與沿革之經過,探討華盛頓公約與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繼受制訂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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