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珍稀野生動物保育政策之研究-以雉科(雉亞科)鳥類為例

校院系所: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
指導教授: 
張世杰
出版年份: 
2007年
主題類別: 
摘要: 

各種野生動物在生態系中扮演各自角色,不同角色間環環相扣,甚至有許多物種間是共生互依關係,這種交錯複雜的生命網,形成地球穩定生態系。但穩定的生態系統卻因人類開發遭破壞,面臨瓦解危機,其實野生動物生存危機亦是人類生存危機。即使只為了上述自然界價值之利己理由,也須負起保育野生動物責任,維持自然界多樣性與和諧。 我國雖然非華盛頓公約締約成員國,但為順應國際保育思潮,也因應貿易制裁壓力,並與世界保育標準接軌,於民國七十八年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而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受美國及國際野生動物保育團體,以部分條文違反或未達「華盛頓公約」精神為由施壓,當時面臨貿易制裁而修法,共計五章五十七條,惟政府部門卻無前瞻性之保育對策,絕大多數法條均採納國內保育團體意見,讓現行作法似乎僅處於「消極嚴禁」而無「積極交流」之狀態,令該領域相關專業人士認定,其為全世界最嚴苛之野生動物保育法;雖重罰獵捕、買賣及宰殺等行為之措施,短期內可減緩珍稀野生動物遽減,但部分物種受限於自然環境改變而復育不易,稀有物種長期仍面臨絕種危機。 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七條明訂「為彙集社會資源保育野生動物,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立保育專戶,接受私人或法人捐贈,及發行野生動物保育票」,但農業委員會為何迄今仍未設立保育專戶與策訂管理辦法? 法令與制度對飼養、復育與交流等行為雖明文規範,但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卻從未重視及採完整方案推動,在世界各國家財政均無法支付龐大研究人員及相關設備情況下,我國政府也必然無法大幅提高相關預算,投入此屬隱性成效之公益工作,而民間研究人士受限諸多法令,又得不到獎勵制度輔助,縱使擁有獨步全球之技術,亦無法吸引人才加入,既非轉行就只能從事檯面下活動稀有物種復育研究行列。 以「政策網絡」概念來看,我國保育類珍稀野生動物政策形成,應由廣泛利害關係社群共同參與制定,並符合強化全球化保育政策治理的特質;但實際運作情形並非如此,顯然忽略部分利害關係者,而形成偏頗政策分析與偏差政策發展方向,值得深入探究。 我國本土雉亞科鳥類雖僅有帝雉、藍腹鷴及環頸雉等三種,皆屬華盛頓公約附錄一或附錄二保育類物種,又因民國八十三年修頒「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前,並未明文禁止飼養、孵化或者交流等限制,因此許多民間人士自行輸入國內飼養與孵化,曾一段時期,我國在全世界於雉亞種鳥類研究領域中佔一席重要之地,目前受法令限制無法持續發揮,但持有雉亞科鳥種類數量仍為世界最多之國家,故極具探討價值。 本研究以政策網絡理論為基礎,試圖對從事珍稀野生動物專業社群中的相關專業人士進行訪談,以瞭解各自堅持的看法,並且加以檢視與分析,找出現行保育政策的問題,及如何建構各方均能接受的政策改進藍圖。